國務院日前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幹所大學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幹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高等教育整體實力顯著提升；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就此，本報采訪了若幹位大學校長、教育專家以及在世界一流大學有過親身體驗的學者，向讀者分享他們對於這一高等教育界重大議題的感受和思考。 校長說 萬立駿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創建中國特色、科大風格的世界一流大學 近日，國務院頒布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這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提升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曆史性跨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說“211工程”“985工程”是我國高校彙集辦學資源、提升科教實力的“集結號”，那麼在“十二五”即將收官、“十三五”即將開局的重要時刻，《方案》的頒布實施就是中國大學衝刺國際前列、打造頂尖學府的“衝鋒號”。 中國科大作為國家重點建設的研究型大學，始終牢記科教報國的曆史使命，始終堅持“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辦學方針，以敢為天下先的氣概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不斷改革創新，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因此，在即將啟動實施的“統籌推進兩個一流”中，學校有責任也有條件瞄準世界一流，全麵改革創新，率先建成獨具中國特色、科大風格的世界一流大學。 為此，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形勢下，學校將根據《方案》要求，結合“十三五”規劃，突出“學科建設”“製度構建”和“協同育人”三大主題，同心協力，開拓進取，紮實推進綜合改革，奮力實現學科體係一流、體製機製一流和科教水平一流。 首先，圍繞學科建設基本任務，實施“三位一體”的學科體係整體跨越計劃。一流大學建設的基本任務和核心工作是學科建設，擁有若幹一流學科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基本標誌。中國科大將充分整合學科資源，實施“基礎學科群爭創一流計劃”“工程與高技術學科高峰計劃”“新興交叉學科率先突破計劃”三位一體的學科體係整體跨越計劃，建設具有中國科大風格與特色的世界一流學科。 其次，圍繞綜合改革重要部署，構建現代大學先進製度體係。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世界一流大學是由先進的科研體製、完善的製度體係和有效的運行機製構成的具有良好治理生態的學術體。為此，學校將實施“三製並舉”：推進以建設卓越科技創新體係為目標的科研體製改革、推進以深入實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章程》為抓手的現代大學製度建設、推進以人才隊伍優化為重點的內部治理機製優化。 第三，圍繞人才培養根本目標，創新產學研及中外協同育人模式。培養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學的基本使命和核心職責。學校將基於“科教結合、協同育人”的高端人才培養特色與傳統，立足學術型、應用型和國際化人才培養，深入推進科教、研用、中外“三元融合”，協同構建“科教融合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研用結合培養複合應用人才、中外聯合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創新型高端人才培養模式。 王樹國 （西安交通大學校長） 大學須深度融入社會 國務院此次下發的“雙一流”方案，其主要的著眼點在於推進建設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但該方案的核心卻在於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內涵。 就我個人的理解，“雙一流”的戰略部署是我們實現兩個百年“中國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要建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國內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責無旁貸的任務，就應該是力爭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教育強國。至於如何才能使我國從當前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其關鍵的核心就在於內涵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所提的“三個麵向”就是我們教育改革的方向，大學要圍繞著這“三個麵向”，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四個方麵，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道路。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需要踏下心來，具體解決一些關係到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問題。比如在我看來，目前我們存在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高校和社會的需求相脫節。大學是社會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世外桃源”。大學有責任接觸社會，並深度融入到社會之中，閉門辦學是終將會被社會發展所淘汰的，大學自身也就更談不到所謂發展了。 因此，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大學自己要明白，社會未來發展需要我們作出什麼樣的努力和貢獻，之後再按照這個需求牽引，才能準確找到大學發展的關鍵問題所在，並針對這些問題下大功夫進行改革。換言之，就是首先瞄準目標，確定我們要解決那些事關國際，但又是中國發展所亟須解決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大學要立足自身發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方麵發揮大學的優勢和特色。 總之，我們要將總書記的“三個麵向”作為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並以此來變革學校現有不適應發展的生產關係，從而在國家騰飛過程中貢獻中國高等教育應盡的力量。 專家說 顧海良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原校長） 追隨排行榜永遠辦不成一流大學 一流大學是以若幹個一流學科為支撐，它要有一流學者、一流學術、一流學風，並培養出一流學生。一流學者後繼無人則不可持續；一流學術不能狹隘地關注論文，它還包括為社會服務，即貢獻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論文”；一流學風缺失則高校無法培養出一流學生。它是多方麵的一流。換句話說，一流大學要有一流學科、一流學院。 我們不能指望一流大學樣樣一流，但至少要有若幹個一流學科。哪怕建不成一流大學，若幹個一流學科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能成為一流大學；即使現在被叫作一流大學，但一流學科被逐漸蠶食、消失，給再大的封號也徒有虛名。 中國頂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盡管不同高校、學科的差距各不相同、很難細化。但是，有兩點值得強調：一是任何學科的發展都有基礎性，不要因為片麵強調“產業化”，忽略了學科的基礎性建設；二是學科的整體基本功要紮實，學科的發展方向是為社會經濟發展、人類文明進步服務，這是學科建設最根本的顯示度。顯然大家都意識到了這一點，都在為之努力，但有的高校對基礎下的力氣大，應用、顯示度有所忽略；有的高校則過度追求應用、顯示度，在基礎上較為欠缺。 談到如何為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而努力，不得不說，這些年來，很多大學領導還被各種排行榜所誤導，甚至瞄準排行榜上的指標去工作，而不是根據一流大學本身的規律、本質去搞建設。這對大學來說是慢性自殺。追隨排行榜永遠辦不成一流大學。在排行榜上排名前茅的，也不見得是一流學科。哪怕是非常到位的排行榜，也隻是對現有發展的評估，高校發展的內涵、未來發展的潛質是評不出來的。千萬不要迷戀、甚至迷信排行榜，要精準發力的是一流學科能否培養出一流人才，一流學科在科研內容和方向、學科建設的前沿性、學科的體係結構、學科有無持續發展等方麵是否達到了前沿，這些是應該放在一流學科建設首位的事情。 大學要做大學的事，腳踏實地、心無旁騖，還要有一股韌勁，把確定的目標做好。從1999年到現在，16年間中國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無論是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都有多方麵的突破性進展，為高校進一步的全麵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相信，在經過30多年的努力奮鬥，到了“第二個一百年”勢必將會有一批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當然，在任何國家，被稱作一流大學的大學終究是少數。如果說，世界一流大學構成國家和民族教育發展的高地，那麼它們也是以越來越多高校的特色發展、優勢發展為基礎的。這就像是高峰與平地的關係那樣，平地的基礎越紮實，高峰也就越挺拔。未來很多的大學要甘心做高地的基礎和基石，努力提高辦學質量，提高自身的優勢和特色，向一流大學輸送優質人才，如此才能真正撐起國家和民族的一流大學的高峰，才能建成世界高等教育的強國。 程瑩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人才培養質量和製度文化的差距 美國國際高等教育專家阿特巴赫教授曾這樣描述世界一流大學：“誰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學，每個國家都覺得不能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問題是既沒人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也沒人知道要怎樣做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盡管世界一流大學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簡潔定義，但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特征進行總結的文獻卻並不少，而且結論大同小異。這些總結中，世界銀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薩爾米博士的提法比較直觀，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離不開人才會聚、充裕的資源、良好的治理三組要素，其中人才會聚包括優秀教員的會聚、優秀學生的會聚、優秀研究人員的會聚等，充裕的資源指大學從政府、學校基金、科研基金等渠道獲得了足夠支持優質教學環境和先進科研設施的經費，良好的治理則包括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傑出領導、追求卓越的文化等。考察任意一所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這些特征都不難得到印證。 中國是最早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國家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實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計劃，一批學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近兩年，在科研產出規模和辦學經費等指標上，有若幹所中國頂尖大學已經可以比肩世界一流大學；在重大原創性成果和高水平師資方麵，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少數學校也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門檻水平。 現階段，中國頂尖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首先體現在人才培養質量上。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使命，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是領袖，是大師，是各行各業的拔尖人才。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最有潛力的優秀生源，而且需要有一套與培養拔尖人才相適應的培養體係，這樣的培養體係應當以學生的個人發展為中心，以學生為本。而中國頂尖大學在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上的投入和進展都不夠大，人才培養質量還達不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水準。例如，國內許多大學在招聘新教師時將在國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作為前提條件，從一個側麵說明我國頂尖大學培養的人才尚不能滿足我國大學自身建設世界一流的需求，而如何去培養領袖、大師更都還處在摸索階段。 世界一流大學的靈魂是追求真理、崇尚創新的大學文化，這種文化的基石是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和一套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和活力的製度體係。而我國大學的運行管理還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和濃厚的行政色彩，一方麵上級主管部門對大學工作管得過多、過細；另一方麵大學在內部管理上仍然是行政權力主導。相比具體的科研管理改革和教學改革，基礎製度層麵的改革所麵臨的困難顯然更大，從目前來看不論是主管部門還是大學在這方麵都還未能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建設一套適應世界一流大學發展需要的宏觀管理體製和內部運行機製尚需時日，形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文化則要付出更大的耐心。 親曆者說 郭英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學者） 世界一流大學需要軟實力支撐 從個人的體驗和感受出發來談世界一流大學，可能看不出什麼理論高度，但它或許能讓人透過現象看出一點一流大學的實質。今天不談教學、不談科研，我想從一個大家平時不怎麼談的方麵——管理和服務——來談一談。如果一個人在美國常青藤盟校的時間不長，一般會從其表麵看到她們的很多優點，甚至會有一種美國一流大學近乎是完美的這種感覺。但是，在那裏時間久了就會發現，美國一流大學同樣有問題，甚至問題成堆。由於內部或者外部的問題，總不時會導致校長下台、院長辭職，這樣的事情可以說層出不窮，但為什麼這些一流高校一切都會運行如常呢？ 我想，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世界一流大學不僅教學、科研是一流的，其管理和服務更是一流的。人人職責明晰，大家各司其職，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在美國的一流大學中，無論是高級管理人員、教師，還是普通的行政人員以及負責學校治安的警察，大家對各自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幾乎人人有著高度的負責精神，且工作任務明確而具體，工作流程非常完善，工作過程細致入微，一旦出現新的問題，大家會迅速想辦法加以解決。 第一，一旦在校內外（乃至於國內外）發生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全校的大事件，校長都會親自出麵給所有人發郵件，通報事件經過，告知大家如何采取行動。2013年4月15日，波士頓發生馬拉鬆爆炸事件。當時我在哈佛做高級研究學者，校長福斯特在第一時間給全校師生發郵件通報事件，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天內，連續給大家發送郵件，隨時通報事件的經過以及結果。當然，並非隻有校長給大家發郵件，哈佛校警局在事件剛開始時，每天間隔數小時給大家發郵件，同時給手機發送短信，報告事情經過，使大家對整個事件了如指掌。當然，美國的媒體如此發達，事情經過通過電視、網絡、廣播同樣可以知道，但這並沒有妨礙校長和校警局給大家及時發送通知。 第二，在像哈佛這樣的一流大學，教師對學生特別是本科生，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學生與教授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這首先體現在學校的課程設置上。我在哈佛時曾選修了一門大課《英語語言史》，因為這一課程屬於通始教育，選修人數眾多，應該有150人左右。這門課程的教授是我在哈佛時的合作導師，在上課時，他有7位助教幫助他輔導學生，這7位助教全是在讀的博士生。下課時，教授不僅經常發郵件跟學生溝通，而且，他會將學生分組，每組學生20人左右，分別由這7位助教組織討論問題或者答疑解惑。總體看，師生關係之融洽，在美國一流大學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第三，學校各個行政管理部門的人員，服務意識極強，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都會發布極為明確的辦事流程，且張貼在最顯眼的地方或者就放在網上。凡是會閱讀的人，隻要按照流程去辦即可。在這裏，很少會出現因為責任不明確而互相推諉的現象。任何一個人到行政管理部門去辦事，除了由於人多需要等待之外，基本上屬於來則即辦，辦完即走。因此，你看不到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抑或其他人員，到這裏來辦事而跟辦事人員發生口角或者因為行政人員辦事不力而氣鼓鼓地走人的。 就管理與服務而言，我可以說，美國一流大學較為普遍的是：高級管理人員，有遠見、敢擔當，領導力強；全職教學人員，潛心教學、科研與服務，心無旁騖；普通行政人員，踏實肯幹，注重效率，全心為他人服務。 說到國外高校給我們印象深刻的地方，往往就是國內高校有所欠缺之處，實際上就是差距所在。如果問我有什麼建議，我想到的隻有一條：建設一流大學，應當更加注重辦學中的細節，在加強硬指標的同時，一定要注重軟實力的提升。一流大學不僅要靠各種硬指標來支撐，更需要有軟實力來加以提升。 楊英銳 （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績效機製不適合一流大學 在國內，大部分高校對教師實行的都是績效製管理，但一流大學內部是不能用這種模式的，因為績效管理很容易造成教師之間橫向競爭。而這種競爭對高校學術生態的破壞是非常大的。一流大學的管理理念應該是支持和服務於每一個教授在學術生涯中的縱向跳躍。一流隻能意味著領跑的第一方陣。 應該說，績效製模式很有利於管理者進行組織管理。但這種將教師的工資和崗位與“工作量”直接掛鉤的模式很容易給教師帶來一種外在壓力，而相互之間的橫向比較，又會轉化成為教師內心的一種焦躁，並容易滋生大麵積的學術亞健康心態，破壞教師內心追求學術的規律。時間一長，一些教師甚至會因此迷失自己的學術方向。績效製模式為主導在大學管理中其實是懶惰取巧的做法。 據我所知，有些國外的一流大學在年終也會對每個教授在教學、研究和服務方麵作統計，但一般這是很次要的事情。一流大學的教授們不會對此看得太認真，管理層也很少拿此說事。美國高校普遍實行的是教授終身製；該製度從來不用一個統一的績效作為評價標準，反而是係主任個人在發揮重要的評價作用。因為係主任清楚地知道所在係的每位老師的研究狀況，知道每個人的課題意義和研究階段，知道每個人的學術風格和學術誌向。而除了係主任，這些情況甚至連院長都不會有太多了解。 這其實屬於一個院係的學術生態範疇，這是外人很難了解的。而管理好一所大學，就一定要盡量培植這種學術生態，盡量了解每個院係的獨特學術生態，使每一位老師都能發揮自身最大的內心衝動，最大程度上發揮創造性。當然，這樣的工作不是每所大學都做得到的，但如果做不到，就不可能成為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學。主導美國一流大學的是教授而不是管理層，這與目前國內的現狀有別。我國大學的管理層如果隻和美國大學的管理層交流，結果很可能是揚棄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華而吸收了西方大學的糟粕，與一流大學的目標背向而行。 在這裏，還需要補充一點，那就是美國一流大學的教師一般不會產生橫向競爭的重要原因在於，每個人在學術道路上的選擇是不一樣的，有人願意做“短平快”的項目，有人更願意沉下心做長期學問，這是教師自己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選擇的人在不同階段所獲得的工資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家的學術尊嚴是一樣的，甚至那些因為做長期項目而工資提升較慢的人，在一個係裏所獲得的學術尊嚴反而更高。 舉幾個例子也許能反映美國一流大學的品格。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認為，聘用教授是極為謹慎的工作，因為一旦聘用了一個教授，我們就隻能為其學術發展服務而無其他。哈佛大學聘用教授的一個理念是：此人的工作改變了傳統的思想或思維方式。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係主任說過，如果一個教授一年寫了兩個以上的基金申請書，他會擔心這個教授還有沒有時間作思考與研究，會不會退化成二流學者。眾所周知，愛因斯坦耗費八年時間研究思考，並學習新的數學工具，最終創立了廣義相對論，這可怎麼績效管理呢？如果以為沒有一個愛因斯坦式的教授群體也可以辦成世界一流大學，那將是大學理念的無形誤區。其實判別一所中國頂尖大學是否世界一流的最好辦法，就是問問這所大學的教授們，你所在的大學是世界一流嗎？（來源：中國科學報） |
